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刘海波

李永雄17岁的“儿子”出监了，一身新衣，蓝夹克、牛仔裤，走出看守所大门的那一刻，他还是低着头。“把旧衣服扔了吧，重新开始。”李永雄说。

“儿子”走出厚重的看守所大门，看看外面阴沉的天，给母亲去了个电话。母亲在电话里说了好长一段话，他都没怎么出声。听完之后，他向李永雄叩首一拜，李永雄赶紧一把扶起了“儿子”。

“儿子”叫杨乐（化名），与李永雄没有血缘关系，他们之间的亲情也只有一个多月。但现在，他们之间有了超乎情谊的关系。

“你妈妈今天给我打了十几个电话，你知道她为什么来不了？因为你爸爸的病加重了，她离不开。”回去的车上，李永雄跟杨乐解释。听罢，杨乐靠着车窗，眼圈泛红，许久不说一句话。

首位“代理家长”

“现在开庭！”法官一敲法槌，咚的一声，被告席上的杨乐一惊，眼神慌张地四处找寻，不自觉地扭头回看李永雄。2012年11月8日，杨乐参与一场群殴，被控故意伤害罪，佛山市高明区法院开庭审理此案。

杨乐已经在看守所待了4个月，他的父母听闻此事，异常揪心，但却一直没有露面。“打了很多电话，也发了通知书。但是，他们有自己的难处。”李永雄说。

10月底，李永雄见到了杨乐，第一次会面在看守所的会见室。狱警喊一声：“杨乐，去会见室。”杨乐听见叫声，立刻起身，“我以为又要受审了。”杨乐说。

会见室里坐着一位满脸笑容的老人，白衬衫，国字脸，手里拿着个笔记本和一本小册子。杨乐很拘束地坐下，老人说：“我叫李永雄，是一个老师，是来帮助你的。”李永雄将小册子推过去：“知道这是什么吧？”

“不知道。”

“这是《未成年人保护法》，是专门保护你这样的后生的，现在你有什么都可以跟我说。”

杨乐眨了眨眼睛，没说什么。李永雄太熟悉那种眼神了，它时而空洞，时而闪光。“这是一个怯弱、迷茫但又敏感的孩子”，这是杨乐留给他的第一印象。

杨乐的家在重庆市綦江区的一个边远山村，两间低矮瓦房，土砖墙，黑青瓦。5年前父亲病卧，家里还有87岁高龄的奶奶。

“我问了他很多的问题，什么都问，家人怎么样，想不想家。但一开始没直截了当地问他的案子，这样的孩子需要更多的关心。”李永雄说，“我们聊了很久，他一开始有顾虑，但后来发现我和警察的身份不一样，就什么都说。”

李永雄是广东省第一位“代理家长”。2012年10月，佛山市试行“合适成年人”参与刑事诉讼，杨乐是依此审理的第一个案子。“以前的少年犯，家长怎么着都能赶过来，这个是他们实在赶不过来了，他妈妈连村都没怎么出过。”李永雄说，“他是个懂事的孩子。”

杨乐的成绩曾经很好，顺利考上一所不错的高中。但是，贫寒的家境使他不得不退学打工。“我想这是个好孩子，只是一时糊涂。”李永雄说。

杨乐的案子并不复杂，起因非常简单，李永雄一度无法理解怎么会为了这样的小事打群架。但后来他明白，杨乐是一个在外求生的普通农家少年，他得仰赖一个圈子生活。

2012年7月，杨乐在高明一家砖厂打工。他腼腆内向，平时话也不多，并非一个惹是生非的孩子。一天晚上，厂里发了工资，几个年长的重庆工友带他去一家KTV唱歌，那儿有发廊菜馆，人员混杂。玩闹的时候他们喝了几瓶啤酒，喝了多少，杨乐没数过。走出歌厅时碰到一伙人骑着摩托车，马达声震天，一遍遍来回狂飙。

“老在我们面前晃来晃去。有个工友看不下去了，就招呼大家拿家伙，教训一下他们。”更多的细节，杨乐不愿多谈。

“他们认为，这是挑衅，是冲着他们来的。其中几个人一鼓动，杨乐年岁最小，也就被裹挟进去了。”李永雄分析。

那场群架次日，警方处理了6人，杨乐是唯一的未成年人。按他的说法，他只是跟着大伙一起行动，“我怕我不去，会被他们（工友）打。”杨乐说。

杨乐被刑拘，后又被正式逮捕。他说，到派出所后感觉脑子一片空白，“怕得要死，感觉这下子完了”。他哭了，因为无助。住进看守所的第一个晚上，他说，真想家啊！

这时候，李永雄的出现给了杨乐一点安全感。“我一直在强调，我是来保护他的，法律是保护他的，我也是保护他的。”李永雄说。

其后的几个月，李永雄辗转联系上了杨乐的家人。因为他的家里没有固定电话，想找到他的家人只能拨打他家附近一家小卖部的号码。

“我听不懂四川话，普通话也说得一般，交流有了难题。”李永雄的第一次联系无功而返。第二天，他专程找了个懂四川话的翻译，才顺畅地问完了所有的问题。

“我觉得，这孩子还是不错的，不是坏孩子。”李永雄说。第一次开庭，李永雄当庭向法官求情，请求轻判，给孩子一次机会。

“他会留下案底吗？”李永雄很关切。

“这个法院会做处理，不会留下什么，这也是一种保护。”

“闲人”李大爷

退休前，李永雄只有一个身份——镇里中学的老师。退休之后，他却有多重身份：志愿者、公益基金管理人、代理家长、高明区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，甚至做过一年的村委会主任，调解过两个村的纠纷……每一种都是和公益相关的。

“我有时间，也有精力，所以做一些助人的事情。”李永雄说。

他从事的所有公益几乎都和孩子有关。“我15岁从教，做了43年的老师，对孩子有一种天然的感情。”李永雄说。

虽说他的公益路开始于退休之后，但他自言找到了人生的另一个方向。而这一方向却是由退休之前发生的一件事奠定的。

2005年，李永雄的老家云庆村一周姓子弟考上了天津工业大学，但却遇到了难处。“他们家兄弟两个，父亲早年不知所终，母亲久病，大学之前的学费都是叔伯照应，但是孩子争气。”李永雄说。

那一年，哥哥考上大学，弟弟考上重点高中，学费倍增，他们的叔伯也有些力不从心。无奈之下，一家人商量，决定哥哥退学，只供弟弟一人。

凌晨两点，周家子弟的姑姑给李永雄打了电话，说起大侄子不愿意退学，也是泣不成声。“他们都很争气，当哥的知道家中困难，暑假就去珠海打暑期工，攒学费，但还是远远不够。”李永雄说。

听到这事，李永雄多方募集捐款，终于筹得1万元。“我做担保，让他跟堂哥借了5 000元，区民政局给了5 000元，但这些还不够一年的学费和生活费。”李永雄说。

李永雄又给天津工业大学去了一封长信，信中详述这一家的情况。很快，有了回音，学校决定帮忙办理无息贷款，以解燃眉之急。

云庆村有李姓和周姓两大宗族，平日关系不甚融洽， 许多人听闻此事后，议论纷纷：“大家不同宗氏，你李永雄这么热心，不是多管闲事吗？”村中传言入耳，李永雄却越发觉得要发动乡亲一起来做好助学的事，“也许多年的矛盾就可因此化解”。

于是，他每个周末都回到40公里外的老家，四处建言，张贴倡议书，找到村中两大家族能说得上话的人，说要办一个助学会，帮助贫困子弟求学，奖励优秀子弟进学。

“村中很多人最开始不明白，不知道什么是助学会。就连镇里一些干部一时也不太明白，担心这个村建一个，那个村也建一个，助学会多了管不过来，还是不要建了吧。”李永雄说，原来建个助学会并没想象的那么简单。

“云庆助学会”筹备了将近两年，其中曲曲折折，李永雄来回奔波。2007年8月20日，云庆村张灯结彩，鞭炮齐鸣，还请了舞狮队，佛山首家在民政部门注册的民间教育助学会正式启动，李永雄任法人代表和会长。“那天比过年还热闹。”李永雄说。

也就在那之前的几天，全村几百名村民在礼堂里齐刷刷举手，全票通过助学会成立。村集体捐3万元，村民捐3万元，镇政府给了3 000元。此外，经村民集体协商，将200亩连片山地20年租期的租金划入助学会，当中部分租金已到位，使助学金达到18万多元。“这可是本村从没有过的情况，全票同意。”李永雄说。

从2007年8月至2012年8月，“云庆助学会”的每一笔收入和支出都有清晰的标注，每年张榜公布。其中，助学会账户累计收入18万多元，累计支出助（奖）学金3?59万元，受益学子112人。2012年9月，村里又有10多名学子获得6 000多元的助（奖）学金。

“村民信任我，把将近20万元的巨款交由我管理，只有账户收入、支出公开透明，才对得起这份沉甸甸的信任。”李永雄说。

自此之后，云庆村再没有因没钱交学费而失学的孩子。而李永雄的目光，更多地落在了边缘青少年的身上。

他的孩子们

杨乐坐上火车，踏上了去重庆的回程。临行前，李永雄和志愿者罗宝环给他准备了三大包衣服。“你别嫌弃，这些都是大家捐赠的衣服，带回去给你家人。”李永雄说。

志愿者欧婉霞给杨乐准备了1 000元钱，这几个月他没能打工，已经身无分文。“这些钱，交给妈妈，可以给你爸爸买些药。”欧婉霞叮嘱道，随后她把自己的手机也送给了杨乐，“拿着这个，有什么事可以打电话给李老师。”

杨乐是李永雄今年关切的近30个少年案件之一，高明区法院的工作人员总能见到李永雄骑着自行车来来往往的身影。

而这些年，李永雄总是在为这个或那个少年忙碌着。

2010年，为更合镇小学生李翠萍治疗白血病筹集医疗费10万元。

2011年，几经周折，联系多间学校、多个部门，为一个边缘孩子成功复学。

2012年，多方奔走，给4个孤儿每个月找来了600元的生活费。

还有一件事，让周边的乡民一直觉得李永雄是个厚道人。1972年结婚的李永雄夫妇一直没有生育，1981年，李永雄从福利院收养了一个养女，不久后却发现，养女长不高，智力也不及旁人。而就在收养养女的一年后，李永雄夫妇生下了一个女儿。两个孩子一起长大，而其实李永雄在养女身上花的心血更多。

1992年，养女16岁了，身高还不足一米三，智力也还停留在儿童阶段，不得不退学。李永雄和妻子商量：“女儿还是要有一份工作，这样她才觉得做人有价值。”后来，养女成了一名清洁工，负责清扫家附近的松涛巷，还负责三栋楼的垃圾回收。但养女体弱，有时连扫帚都拿不动。于是，李永雄成了一名教师兼“清洁工”。凌晨5点半之前，他是清洁工，五点半之后，他是教师。这样的生活，他过了17年。

“松涛巷的每一块地砖我都熟悉，每天三点半起床，清扫两个小时，还要上下六楼，回收三栋楼的垃圾。五点半后去学校上班。”

“这是父爱的本能举动，我从没在意外界怎么看我。”李永雄说，自己帮养女扫街纯粹是出自父爱的自然举动。在他眼中，养女和亲生的闺女都是一样的。

受到李永雄帮助的孩子很多，他并不能一一记得。但在他心里，有一个名字总是不能忘记， “我曾经给了他很多的期望，希望他能新生，但是最后的结果让人悲伤。”李永雄说。

这个孩子姓王，自小惯偷，屡教不改，家人找到了李永雄。李永雄奔波了几个月，为他联系了心理矫正中心，还寻求帮助，免去了几万元的费用。“曾经有一段时间，他真的非常乖，但是后来反复了。最后法庭审判时，也是我陪同的。”说到这个，李永雄黯然神伤：“在法庭上，我问他，你当时可是跟我们拉过钩的。他没说话，低着头。”

“但是，即使这样，我还会继续做。”李永雄说，这是他的选择。

前些天，李永雄受邀去一个小学做文明演讲。那天他受了伤，被人搀扶着一瘸一拐地上了讲台。那是因为他看到路边一块石头，怕出交通意外，想挪开，在挪动之时，不小心伤了右脚，缝了十几针。

“我跟孩子们说了这件事，还开玩笑说，做好事呢，有时候也会搬石头砸自己的脚。所以做善事是要付出的，有时还会受委屈，但不要害怕，要继续。”李永雄说。听到这话，学生们一阵笑声，紧跟着一阵掌声。

 

［资料来源：南方，2012（24）：50-52］